作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海外华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中间人群体。在20世纪初，大约有700万华裔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到20世纪中期，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1 400万。到了1993年，估计海外华人的数量已经达到3 600万。虽然华人社区出现在英国、秘鲁、新西兰和加勒比海等如此广泛的地区，但是海外华人的聚集地还是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海外华人常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又或许犹太人应该被称作“西方的中国人”。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犹太人；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发挥的经济作用要远远大于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所发挥的可观的经济作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企业集团由海外华人控制着，这个人是东南亚为数众多的华裔亿万富翁中的一员。虽然海外华人在数量上还不到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5%，但是他们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国内私人资本的大约70%，并且经营着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00家企业中的3/4。在泰国，在民族上属于华人的人口大概占全国总人口的10%，但是他们控制了所有四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总之，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华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整个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造的财富。20世纪末，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五位亿万富翁从民族上讲都是华人。虽然这样的繁荣水平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但是长期以来都存在这样的特点。虽然华人在人口上还不到当地总人口的10%，但是东南亚大部分公司以及整个产业的大部分投资都掌握在人口占少数的华人手中。通常他们的企业都是家族控制和家族经营的，即便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巨型的跨国企业。在西半球的一些国家里，华人虽然数量少，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影响力。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华人一度经营着绝大多数的杂货店。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杂货店。此外他们还掌握着这座城市绝大多数的鞋店、百货商店以及酒店。华人在巴拿马的零售行业中也取得了相似的成功，大多数城镇都有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餐馆以及干货店。与绝大多数的少数中间人群体类似，海外华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城市里。他们集中在定居国的主要大城市中。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半数以上的华人都集中在同一座城市。比如泰国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秘鲁的利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越南的西贡、老挝的万象以及柬埔寨的金边。巴西境内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与其他少数群体一样，在外人看来华人“基本上都一样”。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他们内部的差异都是显著且持久存在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不仅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无法相互理解，在海外的经营社交网络也不相同。无论是在个人事务还是在商业事务上，他们往往是相互排斥的。虽然这种类型的网络并不包括某一特定国家的所有华人，但是它们却把国际上相似的华人群体联系起来。地区性的网络将生活在印度尼西亚或新加坡的福建人或云南人与生活在太平洋另一边中国南方具有相似祖先起源的人联系起来。海外华人在区域上的分布与生活在中国的华人的区域分布并不契合，而且这种分布并非在所有的海外国家都一样。海外中国移民的主要来源是福建和广东这两个南方省份。但是在19世纪，这两个省份的人口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0%~15%。即使在这两个南方省份中，移民特定地区的华人的起源也是非常不同的。广东人历来是构成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中国移民的主体，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广东人只是华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从更广义的角度讲，生活在泰国、中南半岛和美国的华人主要来自现在中国广东省的某些区域，其中包含广州市。而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省。起源地和移居地的位置有时会更加具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移民美国的所有华人绝大部分来自台山，也就是广东省98个区中的一个。此外，海外华人所从事的职业在历史上就与他们在中国的出生地有高度关联，并且会在之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中保持不变。海外华人强烈的地区性纽带还反映在他们所归属的超过1 000个的地区化组织上。海外华人长期以来都以愿意归属于组织而闻名，他们的各种组织的总数超过8 000个。几乎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某个或某些华人组织的成员。巨大的区域差异性可能都隐藏在一个共同的原因之下。明朝时期，中国的区域面积是法国的10倍，而且仅这一个朝代就比美国整个历史时间还要长。如果我们把华人的“语言”和他们的“方言”类比成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说的英语，就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华人不同“方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这些差异足以使中国的“方言”作为口语彼此无法理解，不过受过教育的华人可以使用非字母的汉字进行书面交流。这有点儿像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都能理解书面的阿拉伯数字，但读音不一样。虽然我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中国的商人、移民或旅居者在东南亚的不同地区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在历史上是比较近代的事。在19世纪大量的中国劳工移民之前，只有大约10万华人居住在这些地区。这期间的移民潮恰逢中国的动荡时期，包括饥荒和战争。欧洲帝国主义联盟在东南亚提供了安全、秩序以及经济机会，而这些正是处于衰败期的清朝严重匮乏的。对中国所处的困境的衡量指标之一就是绝对人口的减少，从1842年的约3.91亿人口下降到1885年的3.07亿人口。无论如何，这都不仅仅是移民造成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海外华人的数量仅有700万，只占人口减少的很小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它曾经是一个在技术、学术、商业以及组织等各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而在移民潮出现时，中国这个国家正处于分崩离析的阶段。公元前很多个世纪，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孔子比苏格拉底早出生近一个世纪。中国比欧洲早一千年制造出铸铁，而且1078年中国生产的铸铁总量大大超过7个世纪后英国生产的铸铁总量。在欧洲出现印刷术的好几百年之前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存在了。火药同样起源于中国。中国每一时期都存在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只有不超过5.4万名居民。虽然儒家学说公开谴责商业行为，但是商业还是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18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达到1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达水平。14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直到16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然而，中国被超越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欧洲国家之后的进步，还因为其内部的衰败以及各种形式上的崩溃，包括僵化的中央集权导致的技术停滞、对军事防御的忽视、无处不在的腐败，以及最终随着各地军阀割据而导致的国家分裂。此后日本和欧洲各国开始掠夺孱弱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世纪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虽然海外华人被广泛地视为一个少数中间人群体，但是海外的中国移民极少一开始就从商。在中国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这些移民绝大多数都是作为苦力开始海外生活的。他们贫穷、目不识丁且没有一技傍身，而且他们通常赊欠着旅费并成为替他们支付旅费的人的契约工人。早期的中国移民起初几乎都从事最贫贱的没有技能要求的工作，通常是那些当地人无法接受的被视为过于肮脏、困难、危险或“不体面”的工作。中国移民个体以不同的速度从这些职业中成长起来，这促成了海外华人群体在经济上的多样性。就像对犹太人一样，人们对更为成功的华人有着一种刻板印象，并把这个刻板印象套到中国移民这个更大的社会群体头上。虽然华人商贩和小店主要多于商业巨头，中国的劳工也远远多于所有这些群体。然而总体来说，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平均收入往往明显高于他们所在国家周围的人群。例如，截至1969年华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比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要高12%。在欠发达国家，这个差异往往更大。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平均收入通常是马来西亚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在牙买加，华人的平均收入甚至超过牙买加人平均收入的两倍。这并不意味着海外华人非常富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那里的总体经济水平非常低。很多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华人会选择回到中国度过晚年。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们中的更多人选择定居海外。由于最初去往外国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男性，因此在整个历史时期都有很多人与当地女性结婚并生下了混血的后代。在一些时间点和地点，这些孩子在文化上是中国化的；而在另外一些时间点和地点，他们在文化上更快地融入更大的社会。一些华人家庭几代人在文化上都保持着中国的特点，但是他们在生物学上是否还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就很难说了。有时，同一个人在接待本土顾客时会将自己呈现为本土文化和社会的一分子，而接待中国商人时会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华人。许多华人从来没有成为他们所居国家的公民，即便他们的家庭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另外一些人则成为所居国公民。近年来，“海外华人”这个词已经受到质疑，因为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指代的是暂时离开中国的人。社会现实如此多样，我们在对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华人的数量进行统计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数据差异。例如，1936年中南半岛进行的一项人口普查一共列出32.6万华人，但是一个独立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大于100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是否将华人设定为只包括中国公民，或者将其设定为具有华裔血统但是已经取得当地公民身份或公民身份存疑的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统计是否将华人设定为那些认为自己是华人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统计就忽略掉了那些具有同样的混血血统但是认为自己是泰国人、缅甸人或菲律宾人的人。例如，澳大利亚在对华人人口进行普查统计的过程中，将华人指定为那些出生在中国的人。即使这样也有两种混杂的情况：第一，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在种族上属于华人的少数群体被忽略了；第二，其中包括了许多出生在中国的白俄罗斯人。我们对海外华人的定义基于那些种族上是华人的人，而不考虑这些人的公民身份或出生地。种族上的混血同样使华人的计数变得很复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混血的华人不仅仅疏远华人群体，有时甚至对华人群体怀有敌意。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混有华人血统的政治家会带头开展反华运动。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西班牙裔犹太人中，他们在15世纪被驱逐出西班牙一定程度上就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造成的。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华人普遍比较成功，虽然他们在那里遭受到广泛的歧视和零星的暴力袭击。另一方面，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穷。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情况就是如此。20世纪末，就亚洲华人圈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人均收入的一半，甚至不到新加坡人均收入的1/7。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富有的国家一度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海外华人在各种高度不同的社会里从贫困中崛起，最后变得富足，这让我们很难将他们的成功归为特定地点和时间的独特之处。海外华人在全世界遭受了几乎同样的仇视和憎恨。如果说欧洲中心论对于“黄祸”的刻板印象是这个现象的核心，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某些亚洲国家对华人也有同样甚至更强烈的仇视和憎恨。许多针对海外华人的指责都和实际发生的仇恨特征没有什么相关性。比如，有时仇恨者声称华人汇回中国的汇款会吸干本国的财富，有时他们声称华人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本地生根的旅居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海外华人的汇款和归国现象都有所下降。但是对于海外华人的仇恨并没有消退。同样，仇恨者苦涩地抱怨说，华人没有被同化。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海外华人同化程度可能最高的国家里，针对海外华人的仇恨也没有减少，而且这里在战后对华人的暴力活动反而更加盛行。海外华人被仇视和憎恨的情况非常真实，但是这种憎恨和憎恨者给出的原因并没有什么关联。简单的嫉妒本身也不是一个足够的解释。其他本地和外来群体往往比华人群体富裕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激起同样多的憎恨。让华人显得与众不同的特点主要有两个。首先，他们在海外的职业生涯从非常低的经济起点开始。其次，他们在上升的过程中所走的路径也有其特点。一方面，海外华人通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国家里从赤贫状态起步。另一方面，哪怕早期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实现富裕，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仍旧有新的赤贫华人到达这个国家。所以本地人持续地用自己的双眼看着这个奇观，就是到达的时候比他们更穷的中国人最后反而超过他们。这样的故事在之后可能会带来很多启发和灵感，但是在当时他们让世界各个国家的很多人感到很难堪。这样的例子还有，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斐济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东欧的犹太人和东南亚的华人所实现的从贫困到富足的崛起。在富足的环境下出生的人实现更大的富裕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嫉妒感，但是不会像暴发户的成就那样伤害其他人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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